机器体系下的同化抵抗与超越读刘易斯芒福德技

始于18世纪中后期的工业革命可以说是一个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机器技术的应用，人类所掌握的力量呈几何式增长，在自然面前也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各种新式发明在显著提升社会生产力、带来巨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乐观地相信，技术的进步会引领我们进入更加美好的未来，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就在其著作《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中想象了一个通过先进科学技术建立起来的乌托邦世界，列宁亦有“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的著名论断，科技被人们视为构建理想社会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应用而出现的诸如环境污染、工人失业、人的异化等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工业革命早期的卢德主义者认为机器的应用造成了自己的失业并以暴力行动破坏机器，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人被技术所奴役的恶托邦，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也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使人们变成了所谓“单向度的人”，从而构建了一种新的集权主义社会。现代科技给人带来的究竟是幸福与进步还是苦难与堕落？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从工业革命开始便从未停止。如今新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经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智能终端几乎成了我们的新“器官”，同时，信息安全问题、核扩散问题、科学研究尤其是生物科学研究领域的伦理问题也对我们人类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时至今日，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更为必要且迫切。

美国学者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修订于20世纪60年代的名著《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对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工业社会表现出了一种较为独到的理性乐观态度。一方面，芒福德痛心于现代工业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贫富分化以及人的异化等恶果；但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各种新技术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比如工业生产体现出的秩序性将会使社会治理与资源调配更为有序，现代通信技术使更为广泛的政治团结成为可能，以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们将有机会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多的创造性活动，而对人的有机生命的关注则是促成这一切的重要条件。面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这种具有人本立场的乐观、积极、能动精神，在成书数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显得难能可贵、富有启发。

一、现代工业的发展脉络

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多次提到了“机器体系（The Machine）”[2]13这样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仅涉及作为物质实体的机器，同时也将与机器工业相关的技术、知识、技巧甚至思维模式都纳入了讨论范围，可以说在这里，芒福德试图打破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的界限，将现代工业视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系统进行考察。

作者首先对这一体系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与我们一般认为现代工业发源于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并逐渐以欧洲为主导向世界各地传播不同，芒福德认为现代工业事实上经历了一个具有漫长铺垫的、多元渐进的发展过程。作者在这里借用古生物学的术语将我们后来常说的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分别称为“古生代技术时期”和“新生代技术时期”，并认为在这之前应当还有一个极为重要但又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准备阶段，也就是“始生代技术时期”[2]101。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历史便会发现，公元1000年到公元1750年这段时间对于现代工业的形成至关重要，许多要素都在这一时期问世。风力和水力的广泛应用使人力作为一种生产原动力逐渐被取代，能源的生产与其使用和控制分离，这可以视为从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的重要一步；寺院对于宗教活动守时性的要求催生了机械时钟的发明以及现代时间观念；古代军团的严格管理培养了人们的机械式思维，同时军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也为后来的社会化工业大生产打下了基础；而在17世纪，牛顿、笛卡尔、伽利略等人的自然科学成果上产生的“机械的宇宙观”，不仅破除了万物有灵论等对于自然的神秘主义解释，同时也极大促进了物理学这样一个对于现代工业至关重要的学科的发展。

图1 《技术与文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8月）

除了对欧洲内部技术演进的梳理外，作者还探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技术传播。芒福德指出，许多对于欧洲工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都是从外部传入的，比如风车源于波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来自中国，化学和生理学由阿拉伯传入。在这里作者做了一个比喻，他认为欧洲就像一块被耕耘好的土地，许多种子从其他地方被吹过来，在这里生根发芽[2]101。这一论述与许多人相信的“欧洲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向其他地区传播先进文明”明显不同。这里不难联想到李约瑟（Joseph Needham）提出的为什么工业革命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首先发生的问题。有人解释为欧洲海洋文明的开拓进取与中国大河文明的封闭保守。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只有在西方，哲学—科学家才实现了其与匠人的结合并与之互相促进”[3]。然而在芒福德看来，工业革命首先在欧洲发生，并非由于欧洲文明具有某种特殊的优越性，而恰恰在于其没有完全确立自己的形式，因此更容易吸收来自其他文明的养分。据此观之，工业革命绝非一个在18世纪后半叶才在欧洲突然孤立出现的历史事件，而是世界不同文明在长期不断的交流中共同孕育的成果。可以说，芒福德以其广阔而开明的全球视野，实现了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

文章来源：《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 网址: http://www.xdgyjjhxxh.cn/qikandaodu/2021/0225/5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