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体系下的同化抵抗与超越读刘易斯芒福德技(3)

三、潜能与风险

通过对机器体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历史中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影响的深度分析，这一体系背后所蕴含的潜能与风险也逐渐明晰。机器体系打碎了原有的社会架构，与此同时，一套新的秩序与话语体系逐渐形成，新的进步可能性也在悄然显现。芒福德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机器的广泛应用，世界的秩序“从实施个人控制的绝对统治者手中转移到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中”[2]285，宗教的神秘主义及其支撑的封建王权丧失了原有的说服力，现代科学将人们从盲目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用理性的眼光来认识世界，正如书中所说，“当机器体系向人们展示秩序、体系和智慧能在何种程度上超越原始自然界的时候，任何原始的环境、任何以往的社会习俗都不再会被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2]283，可以说完成了所谓“世界的除魅”。在芒福德看来，人们思想领域的理智化显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机器体系体现了人们对于秩序的向往。人类思想与行为的高度复杂性以及时常发生的暴力与混乱使人们感到困惑与厌倦，并试图通过秩序与确定性获得一种安慰，正是在这种对于秩序与确定性的渴求中，机器体系被创造出来，并反过来成为人们在一个无序的、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精神寄托，深刻影响了社会的形态。然而芒福德也意识到，这样一种机器的同化背后也蕴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如果人不能够做到比机器更强的话，那么他就被降格到了机器的水平”[2]284。如果机器的运行模式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性逻辑，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取消一切难以量化的价值判断，放弃追问“谁治理”“为了谁治理”以及“治理是否有边界”等问题？人是否会被降格为维持机器体系运转的工具而失去自身主体性？

此外，芒福德敏锐地察觉到，无线电通信这种在20世纪初逐渐被推广的新技术蕴藏着推动社会政治变革的潜能。他认为，无线电通信这样一种瞬时通信“恢复了领导者及其追随者之间的直接联系”[2]214。就当时的技术状况而言，这里所指的应该主要是政治人物通过无线电广播进行的面向公众的演说等宣传活动，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的“炉边谈话”，以及希特勒通过广播演讲宣扬自己法西斯主义理念的行为，都可以视为这种新技术超越层级制代议政治的巨大力量。现代通信技术使政治呈现出更为扁平化的特征，强化了国家政治动员能力，但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滑向民粹政治以及极权政治的风险。时至今日，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达，又使这一现象更加引人瞩目，情况也变得更为复杂，譬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相对于芒福德时代的无线电广播，这样一种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直接发表政治观点的行为绕过了传统的新闻、出版机构，更直接地同民众建立联系，进一步冲击了旧有的信息发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冲击了传统官僚体系，强化了政治人物的个人意志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此外，与无线电广播单方面的信息传递不同，现代社交网络使普通人也能够面向公众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并进行交流，各种社交网络平台事实上已经成为广场之外的新型公共政治空间，然而也正是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即时性特征，政治舆论走向变得更加多变与不可控，加剧了社会治理的风险。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中，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运动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的边界，几乎蔓延到整个阿拉伯世界，这事实上体现了现代通信技术下的一个新的政治动向。芒福德在书中引用了柏拉图的一句话“一个城市的规模由能听到一个演讲者的人群数目确定”，并认为这一限制所确定的事实上是文明的规模，在现代通信技术条件下，“哪里有新生代的技术工具并使用着同一种语言，哪里就有建立亲密的政治团结的可能性”[2]21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指出，近代印刷传媒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5]，而芒福德已经意识到，无线电等传播能力更强的现代通信技术的应用很可能会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进一步拓展政治共同体的范围。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变好和变坏的可能性同样巨大”[2]214，现代通信技术对现有民族国家体系以及社会治理结构均造成了重要挑战，一方面固然提升了政治动荡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打破了许多原有的限制，使普通民众更为广泛地参与到国家、地区甚至全球政治中，促进了“全球范围的思想和情感上的合作”，使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更具包容性的新型共同体的形成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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